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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陈垣先生：坚守北平驳斥日伪利诱

抗日战争中陈垣先生：坚守北平驳斥日伪利诱

今年是“七七事变”75周年，我要特别向读者介绍抗日战争中的陈垣先生。 　　坚守北平 驳斥日伪利诱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迁，大批师生南下。当时，辅仁大学没有南迁的打算，而陈垣先生如果要南下，只能丢下辅仁大学的师生，只身离开北平。他是一位学者，离开了他的大批图书，就无法进行工作，这是他留在沦陷区北平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对于想要离开北平的朋友、晚辈，积极支持。陈垣先生首先把在北平读书的一子二女送到南方，这样他就可以无后顾之忧，从容应对各种艰难局面。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沦陷区需要有一批人留下来主持正义，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抗战八年，时间之长，战争之惨烈，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但是，陈垣先生拥有坚定的信念，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坚信，侵略者必败，中国不会亡。他利用一切机会，援古证今，用历史的经验来证明这个道理。比如他在抗战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反覆强调：“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人有信心恢复中原。”“中华民族老而不枯。”他冷静而客观地面对现实。沦陷区的人民不可能都跑到后方去，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到后方去教书、读书、就业。我们看看抗战时期的政治地图就会明白，东北是所谓满洲国，华北直到华南都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还能控制的是西北和西南，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绝大部分在敌后，范围也不大。沦陷区肯定会有大部分人民留下来，这就需要在各个方面都有人来维持正气。陈垣先生确认自己就是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维持正气的人。他还要回击汉奸的种种谬论。他们中有的人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当汉奸不假，但是你们不走，不也是吃这个地方的粮食，你们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差别。”陈垣先生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所食者吾之毛，所践者吾之土，亦何愧乎！” 　　像陈垣先生这样地位的人留在北平，日伪方面当然不会放过。先是利诱——请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并担任职务。这是一个披着学术外衣的汉奸组织。他当然拒不参加。然后又要他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协议会”的副会长(会长是日本人)，薪水颇高，又被他断然拒绝了。利诱不成就是威逼。1938年徐州陷落，日伪当局强迫北平全市挂伪“国旗”，并强迫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和附中拒绝挂旗、游行，被勒令停课三天。日本人还多次找时任校长的陈垣“质问”。陈垣先生说：“国土沦陷，我们只是悲痛，要庆祝，办不到！”还有一次，学校礼堂放电影，正片前加放的体育片中出现国旗，学生情不自禁地鼓掌。日本宪兵队来找陈垣先生，要他交出鼓掌的师生。他回答：“带头鼓掌的是我，要逮捕就把我抓走！”慑于他的威望，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1945年7月，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小引中，开首一句话就写：“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他当时确实忍痛变卖了几部大书，但这是在收入减少、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陈垣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维持《辅仁学志》，自愿不支稿费，而且写的文章比以前更多。 　　维持辅仁 保护抗日学生 　　抗战时期，陈垣先生坚守在北平。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维持辅仁。 　　辅仁大学在最初筹办时，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办的。本笃会除了派人，还补助经费，时间是1923至1933年。后来本笃会经费困难，辅仁大学自1933年起改由德国的圣言会接办。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许多高校南迁。在沦陷区的北平，唯有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和德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的学历，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承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燕京大学关闭，只有辅仁大学能够继续办下去。辅仁的校务是由教会代表兼校务长主持的，但是作为大学，它需要有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陈垣先生。抗战时期，一批知名学者来到辅仁大学任教，学生最多时达到三千多人。辅仁大学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国民党在北平的抗日据点就在辅仁大学，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为抗日出力。所以，有人说辅仁大学是抗日堡垒。 　　陈垣先生在1940年写作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见月的和尚，他是云南人，清初在南京当一所寺庙的住持。有人告发寺庙中有人“通贼”，就是和反清势力有联系。清兵要把寺庙封闭，把那些所谓“通贼”的人抓走。见月和尚镇定从容，大义凛然，用尽办法跟敌人周旋，保住了这个寺庙。这个故事其实是陈垣先生的自况，也是对自己的激励——一定要保住辅仁大学，尽可能地保护抗日的教师和学生。 　　1944年3月，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和三十多名教授、附中教员因宣传抗日被捕，多方营救无效。陈垣先生在1945年冬至所写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识语中说：“此论文本为纪念被捕及被俘诸友而作。”被捕者就是上述英千里等人，被俘者指辅仁大学的美国和荷兰籍教授和神父。1945年7月，被捕诸人终于被释出狱。当时抗战还未胜利，辅仁大学公宴出狱的诸教授，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对日伪当局的抗议。 　　陈垣先生在抗战时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利用辅仁大学这个阵地来教育青年学生和柴德赓、启功这样的中青年教师。 　　1942年4月，抗战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辅仁大学举行返校节，返校节照例要开运动会，陈垣校长要在运动会开始时讲话。他环顾会场，发现观众中混进了一些汉奸。他说：“今天不是开运动会吗，我给大家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孔子怎么会开运动会？这个题目一宣布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陈垣先生接着说：“《礼记》的《射义》篇记载，孔子曾主持射箭比赛，让子路把门，宣布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今天的盛会。一种是败军之将，第二种是为敌人做事的，第三种是认敌作父的。宣布完三条，不少人都溜走了。”陈垣先生讲这个故事，是要在公开场合警告那些汉奸。当时日伪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提倡“读经”，陈垣先生就用儒家经典的话，巧妙地打击敌人。“七七事变”以后，他选用具有“故国之思”的清初学者全祖望的文集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的教材。其中有一篇是全祖望和杭世骏关于刘豫墓在何处的讨论。刘豫是金灭北宋以后建立的伪齐傀儡政权的头目。陈垣先生在讲这一课的时候说，刘豫墓是否在济南，肯定和否定两方的证据都不足，而且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豫的后人故意隐瞒自己的家世，说先人“事轶不传”。陈垣先生的结论是：“人至为子孙所羞称，则亦已矣！”在当时的课堂上这样讲，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冒很大风险的。 　　潜心著述 阐发微言大义 　　抗战八年期间，陈垣先生一共写了七部著作，还发表了不少文章。这是他一生学术著作最丰盛的时期。这些著作在当时起了振奋民心的作用。沈兼士先生当时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北平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的负责人。1940年5月，他在读了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后，赠诗一首：“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真。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雨感情亲。”这首诗准确、深刻地反映了《明季滇黔佛教考》这部著作的影响力。以书斋作战场，纸笔作刀枪，这是陈垣先生在抗战期间所做的第三件大事。 　　他的有些著作直接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比如，1942年底在《辅仁学志》发表的《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是要表扬为国捐躯的英雄；有些则是把主题放在文中，比如同样发表在1942底《辅仁学志》的《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他在文末点出，全祖望这篇文章是“慨故国之久亡，特借闰以寄其意耳”。 　　陈垣先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是他自己称为“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及他称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的《通鉴胡注表微》。 　　《明季滇黔佛教考》主要叙述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的发展和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精神，以此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清初僧诤记》说的是佛教中故国派和新朝派的斗争，也就是抗敌派和投降派的斗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佛教考》的姊妹篇，陈垣先生在重印后记中说，抗战爆发，河北各地相继沦陷，自己也备受迫害，体会到宋金、宋元时期的河北新道教，其实是抗节不仕的遗民所组织，“因发愤为著其书，阐明其隐”。 　　胡三省在宋亡以后，以三十年的时间，倾注全部精力，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注，到了清朝，有人认为胡三省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为什么注《通鉴》，用意何在，从没有人注意。陈垣先生过去曾多次阅读胡注《通鉴》，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抗战爆发，他身在沦陷区的北平，在日伪统治下，与胡三省有相似的遭遇，并且有共同的爱国情怀，所以才能切身体会到胡三省对于元灭南宋、亡国之痛的深切感伤，于是发愤著《通鉴胡注表微》。所谓“表微”，就是要阐发胡三省在为《通鉴》作注时，隐藏在注文中、当时不便明言的微言大义。同时，他也通过《通鉴胡注表微》来表达自己在抗战时期隐藏在著作中的不便明言的微言大义，这也是陈垣先生对自己学术的总结。《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最后一部专著，也是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1950年初，陈垣先生在给老友席启駉的信中说：“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这里所说的“当政”，是指那些不好好抵抗侵略、不好好整顿自己的政治当权者。 　　必需强调，这些著作不但在当时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还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一再重印。原因就在于陈垣先生这些著作都是经过广泛地收集材料，经过严格的考证写出来的，有血有肉、有根有据。以《明季滇黔佛教考》为例，一方面，他在许多人所常见的书中发掘出许多未为人注意的滇黔佛教史料，例如《徐霞客游记》，另一方面，他利用了许多从未被人利用过的材料。1939年初，他在故宫发现了一部从未被人利用过的《嘉兴藏》。藏书地点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为了打开这座“三百年沉霾之宝窟”，他每次事先服用奎宁丸，带领助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全藏翻阅了一遍，搜集了清初僧人的许多语录，在《佛教考》中充分加以利用。陈寅恪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这就给后人以重要启示：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符合历史真相的著作，在反侵略战争中才是最有战斗力的著作，也才能成为不朽之作。 　　1944年1月，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辅仁校友周国亭冒险进入北平，看到老校长处境困厄，进言老师，愿伴送他到大后方。陈垣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这位学生深为感动，后来在开封《正义报》上发表了题为《北平沦陷期间探险记》的文章，详细记录了同陈垣先生的这次会面。 　　陈垣先生抗战八年在沦陷区的北平，确实履行了一位爱国史家的崇高责任，给后人留下来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略论日本右翼运动的发端及早期活动

略论日本右翼运动的发端及早期活动

王希亮在2012年第2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发表了《略论日本右翼运动的发端及早期活动》一文。文章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批失去原来权益和地位的旧士族发起“自由民权运动”，在遭到明治政府的镇压后，逐步迎合大陆扩张的国策背景，将“民权运动”转向“国权运动”，成立起各类民间右翼团体，把运动矛头指向了海外，并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发挥了日本政府和军部难以替代的作用。明治政府成立后，一部分旧士族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权益，广大农民也因地税、兵役及货币贬值之苦，生活在水平线下，因此对明治政府屡生不满，骚动或暴动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旧士族及失意官吏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他们以“天赋人权”为口号，掀起民选议院运动，向明治政府索要参政权。然而，这一运动很快被明治政府镇压下去。结果，大多数“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向政府输诚，把运动方向转向“国权主义”，纷纷成立起各类右翼团体，身体力行日本的大陆政策，充当了侵略扩张的急先锋或马前卒。         “自由民权运动”的挫折与转向。明治政府成立后，朝野上下围绕“征韩论”掀起一场纷争，“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被“内治优先派”击败，西乡一怒之下辞官返乡，在鹿儿岛建立“私学校”，邀集同道友好，招收青年生徒，着手培养和积蓄反政府势力。随西乡一起辞职的明治政府参议江藤新平返回家乡佐贺，纠集旧士族起兵反政府，要求当局重新启用“中兴元老”（指西乡、江藤及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等人），对内维护士族利益，对外征伐朝鲜和中国。结果，江藤兵败被处斩刑。西乡的另一支持者板垣退助也辞官在家乡高知县成立一个“立志社”，后组建日本最早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发起“自由民权运动”。随即，各地旧士族纷纷行动起来，甚至掀起一系列暴乱事件。如群马县激进自由党人袭击政府官员的“群马事件”；枥木、茨城县自由党人刺杀政府高官未遂的“加波山事件”；名古屋自由党人策划起义未遂的“饭田事件”；以及崎玉县贫民起义的“秩父事件”等。           日本右翼参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玄洋社员们欢呼雀跃，叫嚷着要奔赴前线效命。荒尾精立即向当局建议，招收乐善堂和日清贸易所的学员从事，充当随军翻译或向导，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和次长川上操六的首肯。随即拍发电报召集各地浪人，又派根津一潜入上海传达军部指令，指令各地浪队潜入东北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根津一到上海后立即与玄洋社员藤岛武彦、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等人晤面，向他们交代了任务，然后匆匆回国报告。 日俄战争是右翼势力最为积极参与的一场战争，不仅为当局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与当局的关系越发紧密，形成官民一体、官民结合、官利用民、民促进官的链条。代表右翼势力的玄洋社、黑龙会等团体积极推行日本官方的大陆政策，是其他西方国家所不多见的。他们对外侵略扩张的狂热性有时甚至超过政府或军部的理智，而日本政坛的野心家又适时适地的挖掘了右翼团体的能源和潜力，说明日本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产生于上层，在民众中也获得了相当的支持率。这样才不难解释，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受到国内民众异乎寻常支持的根本原因所在。

日军侵华暴行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举行

日军侵华暴行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举行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3周年之际，2014年9月18日上午，“日军侵华暴行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在江苏盐城举行。       20多位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江苏、黑龙江、山东、辽宁等6个省(市)的14家单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日军“侵略暴行”、“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首先作了题为《甲午殇思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的报告，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屈辱虽已过去120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也已70多年，但历史不能忘记，应当深入发掘和利用其悲剧文化、警示文化、和平教育文化的价值，在殇思和公祭中学习与传承历史文化。新四军纪念馆馆长孙国栋，借助中日双方史料考证了日军首次侵占盐城，及其制造一系列暴行的史实，并从精神、生活方式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剖析了日军残暴的本性。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珍仁研究员则介绍了日军旅顺大屠杀暴行的有关史实。       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高晓燕研究员，从强占农民耕地、强制收购农产品、强制劳役等方面，论述了伪满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对东北农民的肆意经济掠夺。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周爱民，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期间，通过建立“关东神宫”进行精神文化侵略的史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孙继强教授，以南京日侨集中营管理所发行的日文晚报《集报》为切入点，对战后南京日侨的生活、思想等情况进行了考察。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于文生研究馆员，介绍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在“东满”、“北满”等地制造“民生团”事件，破坏我地下党基层组织，扰乱东北抗日联军军心的相关史实。       会议最后，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先生，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专家学者们的报告，以铁的事实深刻揭露了日军侵华暴行，将其罪恶牢牢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此教育人们不忘历史，并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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