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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睡狮”的醒来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睡狮”的醒来

一个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才有远大而美好的未来。 岁月的车轮，驶入充满新的期冀和热望的2015年。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个伟大历史事件，总是给人以深邃而久远的启悟。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抗日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战争唤起的伟大民族觉醒、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是激励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强国强军梦想的不竭精神动力。 民族觉醒与民族耻辱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屹立着一座4.5米高的巨型雕塑《醒狮》。这是一种意象，一个标识，象征着四亿五千万同胞在抗日战争中的空前觉醒。 民族觉醒，是指近代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自主、富强、进步而进行的思想启蒙和精神发动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征程中改变前途命运的新追求、选择前进道路的新定向、焕发生命活力的新跃升。 “朝曦入牖来，鸟唤昏不醒”。十八世纪后半叶西方工业革命的马达轰鸣，没有惊醒东方大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睁开双眼的。 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个别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向酣睡的国人发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时处“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为《盛世危言》，对“天朝上国”仍不乏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再欺侮中国，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时代呼唤东方“睡狮”醒来。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倭奴”，而且赔款数额巨大，割出的是整块省区，并由此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险，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爱国者的心头。 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的1895年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一个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变化。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民族觉醒的启蒙发轫，甲午战争是民族觉醒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则是民族觉醒的总爆发。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即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东北各族人民面临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运，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并荒唐地提出“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社会干预”。 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其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代劳？” 在强权和实力主导国际舞台的状态下，中国在反侵略时只有自己表现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争得尊严，否则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从李鸿章甲午之战“以夷制夷”的失败，到南京政府乞求国联干预落空，都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侵华野心并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而有所收敛，反而益发膨胀起来。 1932年，日本为侵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燃起了广大民众与爱国人士的反抗烈焰。 1935年，日本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热潮。 1937年，日本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彻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回顾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换来的，是被列强一“棒”一“棒”打出来的。尽管民族意识的觉醒艰难曲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历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时闪现。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其民众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革，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只有到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觉醒最终得到集体呈现并引发质的飞跃，演绎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场景。 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所写的：“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从“死中国”到“活中国”，这确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民族觉醒与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 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民族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是使民族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实质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 “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朝代、邦国、家室的总称，即“一姓之天下非万姓之天下”。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区区百余年的历史。 1902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久，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不但将德国政治理论家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后数年间，孙中山、杨度、章太炎、李大钊等多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从理论上逐步将其涵盖到本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在抗战初期《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铿锵旋律中，人们才深切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 抗战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为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形成，并赋予其时代性、人民性的内容。 这种觉醒体现的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一个人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民族一旦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管党派、阶级、阶层、团体、个体，都共同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这种觉醒的表现。尽管国共两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存歧见，但在共御外侮、挽救危亡的民族意识推动下，“化干戈为玉帛”，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战斗的集体。“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广泛自觉的抗战斗争。这与甲午战争只是“朝廷的战争”或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以北洋一隅之师搏击日本全国之师”的状况相比，真是有如天壤之别。 这种觉醒凝聚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民族意识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无论是中国的广大官兵，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业家，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海外侨胞，无不以各种方式，为救亡图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战到底，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坚强意志。正是这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定型的“国家感”，汇合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不仅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这种觉醒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基础。民族意识在抗战中的空前觉醒，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趋势。鸦片战争以来剧烈的社会变动和内外危机的激化，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历史场域和条件。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民族、国家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为民族的觉醒和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那种地广不足以为大、多不足以为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衰弱局面，已经被有效的政治动员和民族精神的凝聚所取代。这种由民族觉醒和政治进步而积累的精神能量，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射出无比耀眼的光芒。 当年日本侵略者以少量兵力就敢欺凌中华大国，认定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均不敢抵抗，一个重要根据便是中国的分裂和内战不息，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甚至认为，四分五裂的中国“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像死猪一样容易对付。然而，历史辩证法无情地惩罚了侵略者。巨大的民族灾难唤起中国空前的民族觉醒和团结，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诚如抗战之初日本《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分析的，日本“并非是对付支那（对中国的蔑称）统一政权国民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而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战争的结局恰被尾崎所言中。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所形成的强大的抗日力量，正是侵略者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是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和奋起，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也是我们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 民族觉醒与民族精神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过，“民族精神是认识自己和希求自己的神物”，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推动着那个民族的一切行动和方向”。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既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又是民族精神的觉醒。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历经挫折而不倒，饱受磨难而不灭，正是因为有着百折不挠、坚韧不屈、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拼争，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国人民在14年艰难抗战中形成的抗战精神，既源于中国悠久文化和爱国传统的熏陶，也来自近代历史条件下新的民族觉醒的赋予。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抗战精神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秀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一寸山河一寸血，四万万同胞千万兵”。在凶残的侵略者的杀戮面前，多少人前赴后继，碎首沙场；多少人沥血孤营，裂身银汉；多少人毁家纾难，以身殉国。从平型关大捷到台儿庄会战，从“刘老庄连”到“八百壮士”，从杨靖宇、左权到张自忠、戴安澜，千千万万同胞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回望抗战，我们怎不为民族气节的大弘扬而惊叹，为民族智慧的大迸发而自豪，为民族伟力的大释放而振奋？ 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爱国主义精神。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以救亡图存为主导价值理念。在14年抗日历程中，救亡图存是中华儿女始终铭刻在心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发自深处的激情呐喊。它突破了以往“忠君报国”思想的局限，注入了近代以来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准则、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目标的时代思想精华；它冲破了以往闭关锁国观念的束缚，把追求民族

抗战胜利70周年英烈祭：为先烈默哀 向历史致敬

抗战胜利70周年英烈祭：为先烈默哀 向历史致敬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中。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距离狼牙山不到50公里的北京房山区十渡镇，还有“老帽山六壮士”，而他们没有一个人留下姓名。 　　1943年春，日寇扫荡平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某部一个排奉命到老帽山阻击敌人，山坡上留下一片敌人的尸体。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只剩下6名战士时，大批敌人又蜂拥而来。被逼到悬崖边的战士们，抱枪纵身跳下…… 　　后来当地老百姓找到了烈士遗体，安葬在老帽山上。1984年，又修建了“六壮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亭。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来自何方，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亲人…… 　　1931年至1945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许多英烈都没有留下姓名。 　　“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回望抗战历史，在民族大义面前，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中国人，爆发出来的坚韧、勇猛与无私，为这段历史铺上了壮烈的底色。 　　腾冲有座无名妇女雕塑，记载着一个真实的故事：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十万民工运送军粮，一位小脚妇女翻山越岭背军粮，缺衣少食，她饿死在途中，而袋中的军粮，却颗粒未少…… 　　滇缅公路，20万各族劳工血写的传奇。鲜为人知的是，从滇缅公路向东，还有一条同样的“血路”--乐西公路。当年，国际援华物资只有靠滇缅公路进入云南，但从云南到重庆，交通不便，要绕道千里。从乐山到西昌的乐西公路建成后，大大缩短了川滇距离。 　　自1939年5月的路勘至1941年底，长达525公里的乐西公路全线正式竣工通车，共征集了川康地区彝汉等各族筑路民工24万余人。这一路岩石陡峻，工程极其艰难，身为总指挥的著名道路工程专家赵祖康累得咳血倒下。而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伤亡人数竟多达3万人，乐西公路也因此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 　　在工程最艰难的蓑衣岭上，至今还有赵祖康亲笔题写的石碑“褴褛开疆”。赵祖康的儿子赵国通，在清明前夕向记者回忆了自己重走父辈路，站在蓑衣岭手抚石碑的感受：“一寸山河一寸血，每米公路埋忠魂！要向无数无名的烈士鞠躬：他们是中国的英雄，他们是中国最终获得这场伟大胜利的脊梁！

抗战胜利70周年英烈祭：为先烈默哀 向历史致敬

抗战胜利70周年英烈祭：为先烈默哀 向历史致敬

 　额头宽阔，双唇紧抿，眼神英武…… 　　在四川省档案局档案资料中，有一组极为珍贵的黑白照片，静静地躺在特藏室中。照片中人名叫格里戈利·库里申科，前苏联空军上校，1937年受前苏联政府委派到中国援助抗战，任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两年后血洒长空时，只有36岁。 　　库里申科1940年葬于四川万县市郊区太白岩，1958年7月1日，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护送库里申科的灵柩，迁葬至西山公园新墓园，白色墓墙正面镌刻着“中苏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岁”。整个墓园与巍峨的山峦浑然一体，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国际战友的思念之情。 　　四川省档案局的珍贵照片，留下了感人一幕：1958年10月8日下午，专程来华的库里申科遗孀和女儿，含泪站在亲人墓前。她们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把库里申科的陵墓修建得这样好。 　　英雄的故事还在继续：当地一对母子，虽与英雄从未谋面，却在陪英雄度过了54个春秋：从1959年到1977年，母亲谭忠惠，一直为库里申科守墓。她退休之后，又把守墓的工作交给了儿子魏映祥，这一守，又是30多年。2011年，魏映祥还与库里申科的外孙谢尔盖视频连线对话。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进程中，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从白求恩、柯棣华到拉贝，从前苏联空军到美国飞虎队……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在二战中国战区，曾经有不少外国军人和中国军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而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最为著名。 　　日军对援华飞行员恨之入骨。在建川博物馆，陈列着抗战期间美军希尔少校捐献的文物，其中有一起毛骨悚然的日军虐杀美军飞行员事件—— 　　1944年12月16日，日军在湖北应城俘获三名刚执行完轰炸东京任务的美军飞行员，严刑逼供后，日军让遍体鳞伤的美军飞行员仅穿内衣冒着寒风在汉口城区游街示众4英里。翌日，日军将他们押至火葬场，又折磨了半个多小时，将他们推进焚尸炉，包括一名当时还活着的美军飞行员。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时至今日，记者在不少地方都听到了中国军民冒死营救美军飞行员的真实故事。1944年8月20日，苏北，新四军独立团以牺牲战士4人的代价，营救了5名美军飞行员…… 　　清明前夕，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在广西桂林临桂新区正式开园，一直为此努力的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副总裁马宽池说：“飞虎队见证了中美友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至今难以忘怀。希望中美两国的青少年，更多了解这段历史。”

抗战胜利70周年英烈祭：为先烈默哀 向历史致敬

抗战胜利70周年英烈祭：为先烈默哀 向历史致敬

1942年9月1日，一个名叫钟国胜的腾冲农民赶集时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来，他干脆去掉金字旁，改名“中国胜”。 　　中国胜个子高大，作战勇猛。1943年6月，黄泥坎阻击战，中国胜吼声如雷，用集束手榴弹炸瘫一辆日军装甲车后，壮烈牺牲。 　　中国胜没能等到两年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记得他的名字。 　　清明前夕，在平型关，在台儿庄，在宛平城，在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在东北大地，在上海、南京、武汉、南昌、长沙、常德、衡阳、桂林、腾冲、龙陵……在所有曾经爆发过激烈战斗、洒满烈士鲜血的中国大地上，或繁花生树，或绿染柳梢，处处已是春的气息。 　　英烈已融入大地，但历史，始终醒目地存在：密林中的战壕，城墙上的弹孔，亲人无尽的思念，老兵一生的回忆，还有政府和民间对历史的寻找、研究和尊重。 　　黄殿军，今年93岁，东北抗联第二军唯一幸存老兵，家住吉林省靖宇县龙泉镇。他最遗憾的是，年事已高，卧床不起，今年清明不能换上抗联旧军装到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殉国地祭奠了。 　　老人清楚记得杨靖宇的模样：大个子，宽肩膀，特别魁梧，说话嗓门也大，“杨司令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常摸着我的脑袋说：‘哎，这小黄孩子！’”他同样清楚记得杨司令牺牲的情景：1940年2月底，日本飞机撒下小报，拣起来一看是杨靖宇的头像，大意是：你们司令叫我们打死了，你们没有出路了，赶紧投降吧。 　　回忆至此，老人开始哽咽：“在我们心里，杨司令是打不死的。”可是几天后，他和战友们进城时，亲眼看到了杨司令的头颅被挂在城墙上，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回到藏身地，战友们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从那以后，黄殿军再也没有走出过这大山一步，他离不开和杨司令一起战斗过的土地，他要为战友们守候着。他常常告诉自己的子女，父辈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后人无法想象，但后人不能忘记，“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比起来，我很幸运，这么好的日子我享受到了……” 　　一个人的记忆，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一样的。有自己的记忆，才能不断成长；有民族的记忆，才会牢记历史不再挨打。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这是铭刻在建川博物馆的两句话。馆长樊建川兼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这些年来倾尽所有，收集了两百余万件抗战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上百件。他说：“在收藏抗战文物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它们僵硬外壳下活跃的生命，听到它们用不同的方言讲述的故事，我被它们牵引着在抗战的风云中飘荡着，激动、悲愤、哀叹的情绪时时缠绕着我……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为民族解放而做出牺牲的先辈！” 　　记者采访时，一群参加清明节活动的中学生，正在建川博物馆“壮士广场”宣誓。16岁的常思危，来自成都七中八一学校，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长年在西藏，父子见面很少，他有些怨恨父亲，但这一次，壮士广场铁骨铮铮的雕像，却让他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一个为国家守卫边疆的军人，是很荣耀的！” 　　这个清明节，我们为先烈默哀，向历史致敬！ 　　铭记历史，铭记先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记忆，是我们这个民族前行途中的坐标和纪念碑。

抗战胜利70周年英烈祭：为先烈默哀 向历史致敬

抗战胜利70周年英烈祭：为先烈默哀 向历史致敬

　“父亲，我回来看您了……” 　　清明的雨水打在脸上，与泪水一起流淌。浙江泰顺县雅阳镇国岭村，有一个“维亮亭”，亭畔有一棵四人抱的大枫树，83岁的王美蕉每次用手轻抚树干，都感觉它是父亲王维亮用血肉浸润生长起来的。 　　1937年11月19日，大雨。中共地下党员、代理嘉兴县政务的王维亮率同志转移途中遭遇日军，一行13人全部被俘。日寇先是巧言诱降，继而用尽酷刑。嘉兴新塍镇人至今还传颂着王维亮就义前的慷慨陈词：“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卖国求荣我做不到。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王维亮牺牲得十分惨烈：日寇先用大刀断其双臂，再挖心剖腹，然后把躯体斩成三段…… 　　父亲牺牲时，王美蕉只有2岁。自记事起，她就开始“寻找”父亲。1943年，纪念王维亮等13位爱国义士的塔墓被汉奸蓄意摧毁，烈士尸骨至今无处寻觅。 　　“一定要给父亲正名！”从少女到老妪，这个决心始终支撑着王美蕉。多年来，她不断写报告、查资料、寻证人，希望复原父亲当年牺牲的经过。她告诉丈夫：“我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姓王，把我父亲的血脉延续下去！” 　　2001年冬天，王美蕉终于从泰顺县民政局拿到了父亲的烈士证。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他牺牲时，也是冬天。 　　在那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岁月，每一个昂首走向死亡的抗战英烈，都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们走得如此匆忙，甚至来不及亲吻一下刚刚会叫爸爸妈妈的儿女，一出家门，就成永别。历经劫难的大好河山，也见证着数十年的绵绵哀恸与苦苦追寻。 　　这是一个七旬老人寻父的故事-- 　　1937年王家发离开湖南大庸县投军时，儿子王章贵只有3岁。他与父亲的联系，只有父亲从战场上寄回的家书。战地来信的地址，从长沙到广东韶关、英德，再到广西、云南。 　　父亲一直没有回来，如果阵亡了，那牺牲在什么地方呢？王贵章退休后，几乎把全部精力用来寻找父亲的下落。他不断搜集资料，研究父亲当年行军路线，最后，他把目光对准了云南腾冲。 　　他踏上三千里寻父长路时，已年过七旬。穿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来到腾冲抗战烈士陵园--国殇墓园。萋萋芳草中，一方方石头墓碑依山势整齐排列。王家发生前部队番号在五十四军一九八师。王章贵爬上斜坡，花两个小时，看遍了五十四军48方“王姓”石碑，却没有找到父亲的名字。 　　他怅然下坡，又不甘心，在门口买了腾冲抗战和国殇墓园的专著，在一片黑压压的名字中，找到了“下士班长□□发”，不知何种原因亡佚了完整姓名，但部队番号又对不上。他转身又上了山坡。 　　终于，一块墓碑出现在眼前，上有“下士班长王家”6个字，最后一个字已被泥土掩埋。王章贵双膝跪地，双手颤抖着插进土里，去刨，去挖……最后他抱住墓碑，老泪纵横，哭诉着：“父亲啊，母亲在1996年夏天去世，她老人家一生都在对你的想念中度过，她的墓碑上还刻着你的牌位……” 　　在云南国殇墓园，在四川建川博物馆，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记者都听到这样苍凉而执著的故事。时光静流，等待儿子回家的父母早已离世，而当年的孩子也垂垂老矣，却仍然在努力寻找中拼凑着父辈的面容…… 　　1945年，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军宪兵杀害在苏门答腊岛后四年，郁嘉玲出生。她没见过爷爷一面，“但从家人讲述和留存的实物中，已经与爷爷相遇相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郁嘉玲的父亲全力投入研究郁达夫，她帮父亲誊抄文稿。父亲去世后，郁嘉玲继承父业，先后在海内外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出版了专著《我的爷爷郁达夫》。 　　对她而言，爷爷是一个既遥远又亲近的形象，“他身上流淌着中国文人对民族的赤心和灵性，并浸润于后代的血脉之中。”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华夏儿女的历史上，有一段血与泪的岁月，也是一段抹之不去的屈辱历程。即使有再多的屈辱，流再多的血和泪，但是我们也坚强地面对。因为，那依旧是我们中华儿女历史上最为骄傲的篇章。今年是我国抗日胜利66周年的日子，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六十五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百年的屈辱史，从此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外来侵略者的凌辱了，中华民族真正得以解放，中国人用血泪与不屈换来了民族独立的尊严。抗战胜利66周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欢欣鼓舞，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中国人我们还是要追求和平的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对于中日关系我们应该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我们要牢记屈辱历史，毕竟“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不断发展自己，不要让那段屈辱的苦难的历史重演。虽然我们这辈人没有经历抗日战争那段日子，但是我们对那段历史并没有遗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耻辱，也是中国人民承受深重灾难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日方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开始;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就此长达八年的抗战正式打响;还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他们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段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时至今日，日本还有一些右翼分子妄图隐瞒和篡改那段历史，不想承担日本军国主义该承担的责任。这是非常不负责人的做法，因为这不仅会让大家对日本政府的信誉度产生很大的怀疑，而且也会直接影响中日两国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这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目前，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和体育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所以谁不顾这些肆意破坏这种良性合作都是相当愚蠢的事情，在这里再次呼吁日本的右翼分子不要在鼠目寸光了，像小泉纯一郎那样的首相除了遭受唾骂还是遭受唾骂。中国人民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我们伟大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已的智慧，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大家团结一致，听从党的命令，不怕牺牲。为了人民的利益，哪怕牺牲个人的生命也无所谓：扑向枪眼的黄继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宁死不屈的刘胡兰，以一敌百的狼牙山五壮士，少年参军的张嘎……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歌。今天一个个抗日英雄的光辉形象，仿佛又屹立在我的眼前。 孟子曾说过：“充实之谓美。”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无私的奉献，构成了英雄们充实的精神世界。让唱着流行歌曲，看着卡通漫画，玩着电脑游戏长大的我们，有机会了解了历史，亲近了英雄，思考了责任，使生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无名英雄 艰苦卓绝

无名英雄 艰苦卓绝

1937年10月，在抗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在我国南方8省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同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这时候，军部只有一部电台。当时，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军还勉强供应一点通信装备，对新四军自筹器材也疏于封锁破坏。利用这一环境，一方面通过国民党军的相关战区机构来申领电台，另一方面，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自带领得力人员赴香港筹措无线电台和器材。就是这样，在这期间成立的军部无线电大队也只有几部程式各异的电台，加上各支队仅有的，全军也只有十几部。正当这支年轻的通信队伍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而不断发展时，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的无线电大队利用简陋的装备和党中央保持了至关重要的通信联络，电台人员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前赴后继，把国民党军围剿新四军的罪恶行径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在战斗和最后的突围中，通信兵遭受了重大损失，人员和器材所剩无几。同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重建，无线电大队再次编成。   为了“千里眼”、“顺风耳”的发展，新四军首长和通信机关的领导把无线电台通信建设的重点放在了人才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无线电大队采取“工教一体”的方式，一边保证电台正常工作的人员配备，一边组织技术骨干开办报务员训练班。到1945年，这种训练班在敌人各种扫荡和围攻的的险恶环境下，先后培养出370余名无线电报务员，基本满足了本级和各支队以及其团以上所属部队的需要。部队的无线电台通信还逐步建立了对敌侦听、破译的职能。如新四军军部移驻泾县云岭时，就设立了“三山办公室”，这是当时主管通信工作的司令部三科设立在山上的侦听台的意思。   在那一时期，从事无线电台通信工作的无名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以及伟大的聪明才智，打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桎梏。没有交流电（我们现在都叫市电），就想办法串联干电池；电池供应不上，就大胆试制手摇马达；真空管损坏了找不到备份，就修改电路一管多用；制式电台不足，就自己组装；根据地里解决不了了，敌占区的我地下人员就用生命和忠诚换回宝贵的器材！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新四军全军就拥有无线电台300多部。师以上部队都使用15瓦以上的电台。这种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通信手段，有力地保障了新四军首长、机关和部队的对上、对下以及对友邻的无线电台通信联络。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我军的无线电通信已经衍生出微波、卫星、散射、无线电接力等现代的通信方式，和传统的无线电台通信一起，构成了灵敏强大的“首长的耳目”和“军队的神经”。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弥漫着抗日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那些在无线电台通信岗位上，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贡献出自己一切的无名英雄，以及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创造出的伟大业绩

军人的奉献

军人的奉献

军人意味着什么,军人意味着奉献！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作为军人的你就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做为军人，有着一颗燃烧的心，为祖国为人民甘愿牺牲奉献，是革命军人精神支柱的本质特征和道德风范的最高境界。    军人肩负着保卫祖国这个特殊的使命和艰巨的责任，把每个官兵的前途命运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铸就了军人特有的博大情怀和坚定志向，正是在报效祖国的不懈奋斗和刻苦磨砺中，军人实现着自身的价值，展示着壮丽的人生。    军人，这一称谓总是和牺牲与奉献连在一起的。从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七九年自卫反击战争，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和平建设、祖国安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作为军人，如果没有牺牲精神，就没有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搏斗与厮杀，就没有死的壮烈和生的呐喊。从金戈铁马的古代战争到显示核威力的现代战争，军人的牺牲构成了一幅幅悲慨豪壮、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     没有军人，就不会有和平，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国防，就没有安全，没有军人的奉献，就不会有社会和平安宁，就不会有人民的安家乐业，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是宪法赋予军人的神圣职责。作为军人，身在军营，心忧天下。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时刻想到中华民族不可欺，祖国领土不能丢，把一个个哨位、战位、岗位变成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钢铁堡垒，连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安全屏障。一旦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受到挑战和侵犯，每个官兵将毅然决然，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续写新一代精忠报国的胜利华章。      有人说，在和平年代里，军人不会象战争年代里那样产生轰轰烈烈的英雄，谈不上奉献，其实不然，在当今的和平年代里，军人顶风冒雪，从喀喇昆仑边防哨卡到寸草难生、缺乏淡水的海岛，都有军人在献身边防，并且献了青春献亲人，保卫祖国、巩固国防的奉献精神无处不在。 做一名军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一腔热血，一想到军人的责任、荣誉与尊严，就会挺身而出。      作为一名军人，时时刻刻都在准备打仗，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时时刻刻准备为祖国献出生命和鲜血，去履行那神圣的职责，这就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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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